我是农民的女儿，家里很穷。发布页Ltxsdz…℃〇M
穷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家住的是村里最偏的那间土坯房，每逢下雨，屋顶总会漏下黄泥汤，阿爹就拿几个搪瓷盆接着，满屋叮叮当当响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阿颖你听，咱家也有音乐会。”
我叫林知颖，阿爹阿娘总唤我阿颖，因为我自幼聪颖。村里小学的老师说我是块读书的料，将来一定能考出去。阿爹就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每天天不亮就去镇上的工地干活，晚上披着星星回来，兜里揣着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的工钱，一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带着他身上的汗味和水泥味。
阿娘在镇上给人洗衣服，双手常年泡在水里，冬天裂开一道道血口子，她用胶布缠一缠，第二天接着洗。她总说：“阿颖，你只管念书，阿爹阿娘供得起你。”
我从来不敢在他们面前说苦。因为我知道，他们已经把命都搭在我身上了。
高二那年，工地的活多，阿爹阿娘常常加班到很晚。我下了晚自习回家，把饭菜热在锅里，坐在昏黄的灯泡下写作业，耳朵竖着听门外的动静。往常他们最晚九点半也就回来了，阿爹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大声喊“阿颖，阿爹回来了”，好像怕我担心似的。
可那天，我一直等到十点，门外始终没有响起脚步声。
我心里慌得厉害，那种不安像一条冰冷的蛇缠住我的五脏六腑，越收越紧。我翻出阿爹工地上的工友王叔的电话号码，借邻居家的座机打过去，打了三遍都没人接。我再也坐不住了，抓起外套就往外跑。
秋天的夜风很凉，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远远的，就看见工地那个方向，天是红的。
不是晚霞的红，是火烧的红。
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，可我还是拼命往前跑，跑到工地门口的时候，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，消防车的警笛声刺耳地响，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人影。橙红色的火舌从半成品的楼体里蹿出来，烧得噼啪作响，像一头咆哮的巨兽，把黑夜撕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。
警戒线拉起来了，我挤不过去，只能站在人群外面踮着脚往里看。
几个穿着制服的民警站在一块空地上，手里拿着一份名单，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念名字。周围围了一圈人，有哭的，有喊的，有瘫在地上起不来的。一个民警大声说：“大家安静一下，我们现在核实遇难者身份，请家属听到名字后到前面来确认。”
遇难者。
这三个字像三根钉子，直直钉进我的太阳穴。
我拼命往前挤，耳朵里全是民警念名字的声音。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从那张纸上被念出来，每念一个，就有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响起。我的心脏跳得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嘴唇哆嗦着，在心里不停地说：不会有阿爹阿娘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“林建国。”
这三个字像一记重锤砸在我脑袋上，我的耳朵嗡的一声响，周围所有的声音都听不见了。那是阿爹的名字。
我的嘴张了张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民警又念了下一个名字。
“陈秀兰。”
阿娘的名字。
我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，直直地瘫坐在地上。水泥地冰凉刺骨，我的眼泪哗地就涌了出来，可我哭不出声，喉咙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，我只能张着嘴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。
“阿爹——阿娘——”
我终于喊出了声，那声音又尖又细，根本不像从我嗓子里发出来的，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在哀嚎。我趴在地上哭得浑身发抖，眼泪糊了一脸，泥土沾了一身，我什么都顾不上了。我没有阿爹阿娘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工地还在烧着，火光照亮半边天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过来拉我，有人在我耳边说着什么，我全都听不见。我只知道哭，哭到后来眼泪干了，嗓子哑了，就那样跪坐在地上，像一尊泥塑木雕。
就在我最混乱、最崩溃的时候，一只手臂从旁边伸过来，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。
那只手力气很大，稳稳地扶着我，我才没有再一次瘫倒。我泪眼模糊地抬起头，看见一张年轻的脸。
那个人看起来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穿着一身黑色的盘扣长衫，料子极好，在火光映照下隐隐泛着暗纹。他身形颀长，脊背挺得笔直，一张脸生得眉目疏朗，下颌线棱角分明，站在那片混乱与狼藉之中，像一块被错放在废墟里的玉石，格格不入。
我认出了他。
他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刘九思。
镇上的人谁不知道他？他师父是德云社的角儿，他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，经常在各大剧场登台。我们这种穷地方能出这么一个人物，简直是十里八乡的大新闻。以前我只在海报和手机视频里见过他，没想到他本人比镜头里还要高，还要好看。
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根本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那天恰好回老家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