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鹤臣，身高188，顺毛，顶着一张在德云社后台都能被师娘夸“这孩子长开了”的脸，常年稳居年级第一。地址发布邮箱 ltxsbǎ@ＧＭＡＩＬ．CＯＭ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同时拥有着洁癖和一张在园子里练出来的嘴——损起人来不带脏字，却句句扎心。
更不巧的是，这人还是我同桌。
刚做同桌那会儿，我有幸亲眼目睹一个女生红着眼眶跑出教室。起因不过是人家姑娘递作业时不小心拉了一下他的袖子，他当场冷着脸把那截袖子挽上去，说了句“下次手别伸那么长”。那语气，跟他在台上偶尔甩现挂噎人时一模一样，冷得能掉冰碴子。
从那以后，我就给我这个同桌贴上了“不能惹”的标签。
我只是一个脆弱小女孩，经不起他那些淬了毒的嘴皮子攻击。因此，我对我们的同桌关系筑起了一道百米高墙。平时除了“交作业”“老师让你去办公室”这类必要的传话，我不会跟他多说一个字。我使用过的橡皮、尺子，绝不会越过那条无形的三八线；他的东西，我更是碰都不敢碰，就连他随手放在桌上那支看起来就死贵的钢笔滚到我这边来了，我也只是用本子小心翼翼地给它推回去，全程不碰到自己手指。
平时遇到不会的题，我宁愿跨越半个教室去问后排的学习委员，或者绕一大圈找走廊对面的同学讨论，也绝不开口问他。我和前后左右任何人都能聊得热火朝天、玩得很开心——唯独谢鹤臣不行。
他在我这儿，就像个被透明罩子隔离起来的精致展品，好看是好看，但谁靠近谁倒霉。
一切沉寂都被那次痛经打破了。
那年冬天格外冷，教室里暖气不足，冰凉从脚底板往骨头缝里钻。偏偏又赶上了痛经，我趴在课桌上，手里攥着已经凉透的暖水袋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小腹像有一台绞肉机在不停翻搅，每一下收缩都让我觉得自己快当场离开这个世界。
前桌的体委王猛——一个常年运动服、嗓门大、热心肠到有些一根筋的男生——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二话不说把校服外套脱下来递过来：“给你盖腿上吧，看你这脸白得跟纸似的。”
我还没来得及道谢，余光瞥见旁边有另一件衣服也递了过来。
谢鹤臣的。
他什么都没说，甚至脸都没往我这边转，就那么单手拎着自己那件黑色羽绒服的领子，朝我这边伸着胳膊。那件羽绒服一看就不便宜，面料哑光，蓬松但不臃肿，是他一贯的审美风格。他另一只手还在翻书，表情淡漠得像递过来的不是衣服，是张废纸。
空气安静了大概两秒钟。
我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，接过了王猛那件带着洗衣皂味儿的校服，小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然后我几乎是以闪现的速度把校服盖在自己腿上，死死压住，仿佛这样就能盖住旁边那个人递过来的尴尬。
谢鹤臣的手僵在半空中。
那截修长白皙的手指攥着黑色羽绒服的衣领，悬在那里，像一句被打断的话。我能感觉到周围的空气瞬间降了几个度——比痛经本身还要冷。
他没说话，缓缓收回了手。那件羽绒服被他随手搭在了自己腿上，动作很轻，但我总觉得那布料落下时带起了一阵细微的风，凉飕飕的，像什么无声的叹息。
我低着头不敢看他，但后背的汗毛还是竖了起来。他翻书的声音停了，那个方向的空气沉甸甸的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视线——不是直接看的，是用余光扫过来，像冬天里薄薄的刀刃，割在我盖着王猛校服的膝盖上。
完了，我心想，这是彻底把人得罪了。
可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只是一个在谢鹤臣面前筑了高墙的胆小鬼，他的东西我不敢用，他的人情我欠不起。王猛的友善是温热的白开水，喝了就喝了；谢鹤臣的善意——如果那算善意的话——像一口滚烫的浓茶，我怕烫嘴，更怕品出什么不该品的滋味。
那天晚自习，我硬是咬着牙挺了三个小时。发^.^新^.^地^.^址 wWwLtXSFb…℃〇M王猛的校服虽然暖和，但痛经这东西显然不是捂一捂就能解决的，我全程半死不活地趴在桌上，作业一个字没写。
谢鹤臣也没跟我说话。我们之间的透明墙好像又加厚了一层，他在墙那边安静地做题、翻书、记笔记，偶尔停下来转笔，那支笔在他指间灵活地翻飞，像一只漂亮的银蝴蝶，但蝴蝶翅膀每扇一下，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沉默。
晚自习下课铃响的时候，我几乎是从座位上弹起来的。不是因为我好了，而是因为我实在不想在那种诡异的低气压里多待一秒钟。我胡乱把东西塞进书包，捂着肚子往外走，准备去厕所吐一轮然后再回宿舍趴着。
教学楼里大部分人都走光了，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大半，只有尽头那盏还亮着，昏黄的光像一滴快被黑暗吞噬的蜂蜜。
我刚走到楼梯拐角，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一只手就从侧面伸过来，撑着墙壁拦住了我的去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