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巷很窄，头顶晾着人家的衣服，水滴下来，砸在铁桶沿上。她说：「那你别守店了。守账。账在，店还能回来。店没了，账也没了，那才是真没了。」
那一夜，我回到九龙春，把第二本账摊在账桌上。
账房只有一盏灯。窗外没有雨，但是闷，天压着，像要下雨又不肯下。我把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：给程督察的口供和证据链，出去了；挪数的把柄，销了；允字，撤了——撤成了证人；残页，还在贴身，可残页只能证明本体缺一角；第三颗珠，还在软皮本里，主人是谁，我至今答不出；妈妈的地址，还在衣袋里，我连看都不敢去看。
永利要店。和顺堂要销字、要铺子。程督察要证词。三个方向，我哪一个都挡不住。我算了一夜，算出一笔以前从没算过的账：我把自己押出去了，换回来的东西，没有一样能换店。
老萧半夜送汤进来。汤碗沿上搁着一块生黄姜。
「乾仔，」他说，「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孟爷留下的话，你一句没信。」
「他留下的东西，」我说，「除了铁匣，还有没有别的？」
老萧看着汤碗里的热气，看了很久：「有些东西，不在匣子里。」
「在哪？」
「在别人手里。」他说完，转身回了后厨。
和顺堂通牒到期的前一天，黄昏，关守义来了。
他一个人，穿那件洗旧的灰外套，提着一个布包。他在前厅坐定，没要茶，第一句是：「徐伯要见你。东西在他手里，该给你了。」
我跟了他去元州街。旧档的铁皮柜、账册的灰尘味、柜台后那副老花镜——徐伯还是老样子，坐在那儿，像坐了一辈子。他看见我，没多说，从柜台最里格拿出一个油纸包，一层一层拆开，最后是一张纸。
纸发黄，折痕深得像缝。上面一行毛笔小楷，账上那行「恒昌存件，托本号代管，凭条取回」——原来它的原件长这样。我凑近看，字底下是恒昌的朱砂印，褪成暗红，旁边一枚九龙春的章，一行日期。十五年前。
账上那行字，比原件少了两个字。原件写着：遗属可凭条取回。账上省了「遗属」两个字。省掉的两个字，就是整本账的归属。
徐伯把纸放在柜台上，抚平。档案管理员的手，抚纸像抚别人的遗物。他说：「恒昌当年把存件托给九龙春代管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：托管，不是债权。遗属可凭条取回。存件是恒昌的，托给九龙春管，可凭条在遗属手里——凭条取回，是遗属的权利，不是恒昌的。」
他抬起眼看我，老花镜后面那双眼很稳：「永利接了恒昌的盘子，接的是托管，不是债。他们只有替遗属管东西的义务，没有处置存件的权利。五月，阿允凭条取回了本体，取回得干干净净。永利追不回本体，更没资格拿本体来逼九龙春。」
「八月廿那场数，恒爷说数或店二选一。」我说。
「那半句是空的。」徐伯说，「店是抵押，是另一笔数。本体是遗属的。他要店，按抵押程序走，谁也拦不住；要本体，得遗属点头。遗属不点头，他碰都不能碰。」
我盯着那张纸。关守义坐在旁边，一直没出声，像把背了十五年的东西放在了地上。他追总单追到尽头，追到的是这么一张纸——不是账，是账的壳。账可以算不清，壳是白的。壳上说：九龙春从来不是欠债人，是保管人。保管人把东西交给了凭条持有人，账就清了。
恒爷那句「利息滚够了」，滚的不是永利的利息，他说的是十五年的利。可那笔账的本钱——存件——从来不在他手里，在遗属手里。本钱不在，利息从哪滚起？
「孟爷当年托我保管这份东西，」徐伯把纸推到我面前，收回手，「他说，等一个能把账算清的人来，就给他。」
我没接。我看着那张纸，纸上的朱砂印像一小块干涸的血。
「他算到了你会来。」徐伯说，「没算到你会拿自己去换。」
「孟爷当年，还托了别人吗？」我问。
徐伯没答。他摘下老花镜，拿衣角擦了擦，又戴上：「有些东西，托出去是保管。可有些人守着守着，就守成了债主。」
我伸手，把纸接过来。纸比想象中轻，折痕深得几乎要断，捏在手里，边角发脆。我忽然想——孟老大一辈子拿东西去换：换店，换人，换一条活路。他留给我铁匣、钥匙、残页、红绳，最后还留了这一张。这些牌，没有一张是赢的牌。它们是让我不用输的牌。
我抬头。元州街的日头已经偏西，天边压着云，风里有要下雨的意思。九月过半，季末清算日一天天近了。